[ZT]中国的新加坡梦

中国的“新加坡梦”

摘自：南风窗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加坡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30年来，新加坡是唯一的中国领导人点名学习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心悦诚服向一个国家学习了30年、至今还方兴未艾的先例。

　　为什么是新加坡？

　　30年来，中国的“新加坡热”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恰恰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

　　在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经常被当时的中国媒体谩骂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1978年11月份访问新加坡，12月份提出改革开放，后来李光耀说一定是邓小平看到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那些过去被中国视为南蛮的地方现在比中国发展得还要好，邓小平认识到中国体制出现问题，所以必须改革。”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告诉记者。

　　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时称赞新加坡“经济秩序好，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从1992年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为中国培训官员，逐渐有了“海外党校”的称谓。从1997年开始，中国市长协会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由于学员大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当地人开始把这个班称作“中国市长班”。

　　第三次就是在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在这个背景下，广东省新任书记汪洋提出“叫板新加坡”。2007年8月起，深圳市政府两次派大规模考察团去新加坡学习，与汪洋的要求一脉相承。云南的昆明也发起了大规模的“问计新加坡，谋计新昆明”等活动，当地报纸大篇幅报道新加坡的经验。

　　在吕元礼看来，中国之所以对新加坡情有独钟，首先是因为领导人的治国理念相近，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是理性务实的人。邓小平一直倡导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抓紧时间干”，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不争论”，与李光耀长期信奉的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的“行得通论”；认为演进而来的制度比制造出来的制度更优秀，提出鞋子“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的“鞋论”， “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的“存而不论”，其精神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反之，如果是毛泽东时代，很难想象会提出学习新加坡，因为毛的浪漫性格和李光耀的脚踏实地迥然不同，甚至两人的生活习惯也毫无相同之处，毛的日常生活是“一庭花草半床书”，而李光耀则强调缜密、整洁、有条不紊，公开表示“我不喜欢我的桌子乱七八糟，如果不整齐，会影响我的精神”。

　　而在现实层面，从经济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到公共秩序，新加坡这个建国历史只有40年的国家，已远远走到我们前面了。但这显然不是最核心的原因，因为世界上达到如此发达程度的国家还有很多。吕元礼认为，政府观念和作风相近等是更为实际的原因。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不可能学习美欧的两党、多党轮流执政，中国官员会对新加坡产生亲切感：原来世界上有一个管治理念如此像自己的地方，而且管理得很不错。而成为新加坡那样政党制度近似而又管理高效的国家，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梦想。

　　被误读的新加坡

　　长期以来，中国人学习新加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两国“国情相同”，很多中国人都误以为新加坡40多年前建国时，就像中国深圳一样，是个一文不名的小渔村。其实新加坡早在1825年就开埠了，比香港还早了10多年。早在19世纪，总督莱佛士就采用了自由港免税政策，新加坡很早就接触了市场经济，迅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港口城市。

　　香港学者梁成锦就认为，新加坡历来都是按城市功能设计和修造的，它既没有沿海和内地差距，没有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也没有城乡差别。被莱佛士发现 3年后就变成国际贸易口岸的新加坡，与100多年来战乱频仍、刚聚精会神搞建设不到半世纪的中国相比，“从何说起‘国情相近’”？

　　另一个流传已久的对新加坡的误解是，新加坡的成功靠的是威权主义。吕元礼认为，威权只是新加坡的一个方面，人民行动党为维持一党长期执政，当然离不开利用执政资源来巩固其统治，全面阻止反对党坐大，更不允许其上台执政，但另一方面则必须以较好的政绩和廉洁的作风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赢得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执政之基。人民行动党能长期执政，关键是其贯彻了“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提倡的那些东西，在新加坡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国会议员和政府内阁成员，每周必须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最多的一年要接待5万人，总理李显龙也不例外。接待的房间很简陋，经常连空调也没有。

　　接待中，也不能因为所反映的都是住房、孩子读书、缓交水电费、子女不孝以及邻里纠纷等等鸡毛蒜皮的事而拒绝接待或表现出不耐烦；过后议员要挨家挨户走访，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国会议员在他的选区要确保大选前走访每个家庭至少两次，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就这样，选民还经常指责他们做样子、不认真”。

　　新加坡官员的廉洁众所周知，大多数中国人将之归结于高薪养廉，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制度安排：新加坡法律规定，公务员要遵守财产申报制度，每年申报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

　　新加坡现行的《反贪污法》共35条，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如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万至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万至45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否则，这些钱会被全部没收。

　　另外，李光耀对早年的左派政治对手林清祥“个人的清廉和他全心全意为理想奉献的精神表示敬意”，并承认，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与建党之初党内存在“亲共派”有关。为了经得住“亲共派”的攻击，“非共派”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向新加坡学什么？

　　近代中国，严复等人当年主张学习英国，但是，到了清末立宪，仅仅因为日本有天皇，为了照顾皇帝的万世一系，就转而全面学习日本。这样一路走下来，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终究未能走上正轨。其中的重要原因，自然和中国人长期以来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方法有关：总希望走捷径，希望绕过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根本制度的变革，而只学习相对容易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知识，这种三心二意、投机取巧的学习，成效自然不彰。在长达30年的学习新加坡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同样存在。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曾撰文指出：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人员，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新闻媒体，基本上都带着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而来。他们最关心的领域，大致上只是经济、外资、城建。当然，了解一下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也经常是考察的范围，但大多都是浅尝辄止。至于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至于社会风气，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环境，他们能否安全、健康而又体面地生活，似乎都不是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中国高官班”的负责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伟在接受访问时也提到，“从学员交来的论文初步题目看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

　　学了30年，很多人对新加坡的认识还停留在“不允许吃口香糖”、“机场到市区的路是花园式的”、“罚款”、“鞭刑”、“儒家文化”、“宗乡会馆”及“新加坡人勤劳勇敢”等等这些表层的东西上，而没有看到真正的差距，或者看到了也视而不见。没有学到新加坡先进的表象背后的深层机制，新加坡恐怕只会是中国人的梦想，而很难变成现实。那么，除了那些表面的好处，中国到底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

　　吕元礼教授认为，最核心的部分包括以下三点：一是诚信。新加坡人做事严格按规矩办，在中国人看来有些呆板，不知变通，但诚信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中国目前重大的场合都有假唱，一些知名运动员的年龄成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不成熟。

　　二是新加坡延揽人才的机制。在新加坡，“组织”无处不在，人民行动党四处寻找人才。李光耀认为:“堪称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约300名。他们挑起策划和执行政策的重担。如果这300人共乘的珍宝客机不幸坠下，新加坡社会必将瓦解。这说明本地领袖人才是很有限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纳贤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如果发现合适的人选，行动党会劝他们弃职从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行动党从社会各领域广泛吸纳顶尖人才，为人民服务，是确保其政治体系向社会保持开放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反之如果主要依赖从内部体系培养精英，外部的精英无法进入，较可能产生官僚型官员，也使得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

　　三是一党执政到底是如何保持廉洁的？吕元礼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成功。一党长期执政模式必须吸收包括两党轮流执政模式在内的各种模式的合理因素，才能有效。郑永年也认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

　　新加坡法律规定，5人以上可以组成政党，各政党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有权参加国会选举。目前登记的政党有21个，除人民行动党外，其他政党主要包括：民主联盟、民主党、工人党、民主进步党等。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每次大选都有6个以上政党参加竞选，反对党也能获得少量的议席。因此，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由历次大选即国会选举确认的，具有宪制上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有竞争的大选的存在，使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面临随时可能下台的危险，这就迫使行动党及其领导人，必须随时体察选民的要求及其情绪的变化，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高水平的管理建立在政府对社会信息的充分掌握之上。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或者哪怕是在中国的一个省，政府很多时候根本就是盲人摸象，因为政府无从确定自己究竟需要做什么，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应当向哪个方向分配。所谓的行政高效率，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大国的管理要达到新加坡那样的水平，反而非实行民主制度不可。因为大国的事务繁多，统治者不可能事事明察秋毫，而官僚体制人数多，在信息和资源上占有优势，所以高层执政者经常在博弈中处于劣势。但相对于民众来说，官僚在人数上没有优势可言。在民主的条件下，地方民众与官僚在信息和资源上的不对称大大减少，官僚就无法为所欲为，其行为就得到强有力的制约。